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溥仪妃子文绣的再婚生活

文章分类: 书画知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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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“房漏偏逢天连雨”,文绣身边惟一的亲人三妹文珊又病逝了,她更觉得形只影单,凄苦无比。虽然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“黑大姐”,可是,自入宫后便与这位姐姐断了来往。她只有重操童年旧业,二十多年前文绣曾为读书而拼命地挑花活儿,二十多年后文绣又为吃饭而拼命地挑花活儿了。

    马锡五先生这时也来看望过文绣,他述说看到的情景道:“她(指文绣)搬家了,住在一个小院内。她破落了,只住两间小屋,家具简陋;几年不见,她显得苍老了,身穿一件蓝布旧旗袍。她对我感慨地说:‘你看我还像个样子吗?落到这步田地,都是命……’我转达了全家对她的问候,并赠给她一个红纸包(钱),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,但还是收下了。临走时,她流着泪对我说:‘这里的保甲有时找我的麻烦,求七兄弟和他们说说,关照关照。’”

    由于这是马锡五先生最后一次见到文绣,所以能留有较深的印象,文绣已经成为极普通的劳动妇女,收入甚微,还不得不忍受地头蛇的欺侮。她重新学会了俭朴,把租用的两间北房又退掉一间,靠自己的双手挣饭吃,洗衣、做饭、买粮、买煤,一切家务活计全部都自己拿了起来。

    这时候有些好心人看文绣生活太苦,劝她再嫁。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,文绣也同意再嫁。鉴于宫妃生活的教训,文绣追求的是那种专一的爱情,她要找一个未婚男人或是死了妻子而又没有儿女的男人。她希望婚后能够获得丈夫真诚的爱,倘不能如愿以偿,宁可独身以终,死而不憾。

    抗战胜利那年文绣三十六岁,已是人到中年,毛遂自荐的,替人说亲的,还是络绎于途。但文绣不愿降格屈就,为了躲避纠缠,她又想搬到别处去住。可是,她能搬到哪儿去呢?

    文绣硬着头皮去找在北海公园当工人的黑大姐,倘能找个园艺工的差使,也肯做。作为看大门的女工,黑大姐只能另给文绣指一条路:让她找找娘家表哥刘山。

    刘山安家时全仗文绣之母蒋氏接济,后来当了瓦工,技术不错,人又憨厚耿直,眼下一家五口在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后闸租住三间平房。这会儿听文绣述明来意,二话没说就找车帮文绣把家搬了过来。

    刘家的生活是很艰难的。所谓三间房,其实只是一明一暗两间,里间是个小套,另有一间厨房。晚上睡觉,刘山夫妇住在最里边的套间内,刘山的两个女儿和文绣住在外间,而刘山的儿子就临时在厨房用木板搭铺,早撤晚铺凑合着住。刘山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,家务之余糊包装用纸盒,挣几枚手工钱贴补家用。文绣来这以后不忍白吃白住,也和表嫂一起糊纸盒。

    糊纸盒毕竟收入甚微,文绣总想多帮刘家一点儿,就主动提出要出外找点儿活干,经刘山与包建筑盖房的瓦工头说好,让文绣当小工给瓦匠们挑灰递砖。天哪!一个曾为皇妃、动辄使奴唤婢的女人,一个过惯了贵妇生活、整天吟诗作画的女人,居然能干这个苦活儿?文绣有毅力,她挺着做,咬紧牙关做。有半个月吧,刘山看出她实在是支撑不住了,就替她辞了活儿,不让她再遭罪。文绣还想找点儿别的活干,又苦于没有门路,只好回家仍和表嫂一起糊纸盒。

    一个瓦工要养活六口大人,生活太难维持了,后来刘山又想出一个道道来。石驸马大街处于闹市区,街上有不少国民党的大机关,如北平党部、华北日报社等,上、下班来来往往的路人川流不息。一天,刘山对妻子和文绣说:“糊纸盒,时间不少搭却没有几文收账,日子还是紧巴巴的。不如在路口摆个纸烟摊,捎带卖点儿瓜果花生,准能多挣几个。”刘山打这个主意也是有点把握:他有个连襟是前门外果子市专门批发纸烟鲜果的商人,进货有保证。至于做买卖的本钱,刘山支支吾吾地不想说出,其实文绣哪里会不知道?这时文绣手边还有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,那就是因特别珍爱而一直舍不得出售换米的珠花头饰,这事刘山也知道,实逼无奈就想到拿它当生意本钱。

    文绣的心事可不在一件首饰上,那珠花确是她的爱物,而且是纪念性质的,然而为了生活,卖掉并不足惜。只是这上大街摆乱摊子,可真把文绣难坏了。想当初在四存中小学当教员,不是挺文雅么?却也招惹了那么多是非,如今又要到马路上出洋相,须知这种事形同皇妃展览哪!
    刘山是个老实人,一心只想养家糊口,却哪里料得到这一层干系?文绣则苦在心里,说也说不出口,试想:在人家住着,天天要张嘴吃饭,挑灰递砖的活儿又干不了,再嫌摆小摊丢丑怎么行啊!倘又被误解不愿掏珠花,简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
    文绣硬着头皮答应下来,就在热热闹闹的石驸马大街上叫卖开了。

    “烟卷!‘哈达门’、‘炮台’,包金纸的,请来一支吧!”

    一位真正的皇妃在大街上叫卖烟卷,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    果然不出文绣所料,真相很快就传开了。前来无理取闹或揶揄调笑的地痞无赖,给文绣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。刘山这才明白过来,像文绣那样有历史身份的人,上街摆摊叫卖还是不合适啊!于是,他只让自己的妻子上街,文绣仍躲在家里糊纸盒。

    不久,刘山受雇为华北日报社修缮房屋,了解到报社需要校对员,就找报社总务科丁科长推荐文绣,为了说明文绣有国学基础能胜任校对工作,就把她入宫并在皇家读书十载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。丁科长很惊奇,马上向社长张明炜汇报。张社长对文绣的身世飘零极为同情,立即会见文绣并客客气气地告诉她,马上就来上班。

    校对工作虽辛苦,但收入固定。只是年头不大好,通货膨胀很厉害,每月发下薪水就得

    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地交给表嫂,换成粮食和煤球搁着,多余的再兑换成银元。

    自从文绣的身世在报社传开以后,人们同情她,都想帮她安个家,真可谓求婚者不绝。文绣本人也动了心,实在没必要还守着皇家那条“不许再嫁”的规定。再说长期住在刘家,表哥自然没甚话说,表嫂哪能不挑理?寄人篱下就免不了出闲话,终究不是曲子啊!

    社长张明炜颇欣赏文绣的才学,打算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姑表弟刘振东。自日本投降后,张明炜即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华北特派员,兼华北日报社长,人还正派,官僚习气也较少,加之一贯同情文绣,文绣对他也很敬重。这回张社长要给她介绍对象,自然多了一层信任。

    张社长让太太和文绣谈,文绣听说,刘振东乃是张家两辈老亲,人又耿直憨厚,遂同意见面再说。

    文绣这次考虑再婚确实是慎之又慎,虽属中年再嫁,绝不敷衍将就。他与刘振东相识后,居然又用五个多月时间相互了解,似乎可以算是地道的恋爱了。

    两人接触之中,刘振东深深同情文绣的遭遇,文绣也逐渐了解了刘振东其人。他本是河南人,出身穷苦,人挺勤快,也读过几年书,到十七岁上已长成身材高大的彪形大汉,继而应征入伍。在国民党军队中他虽说不会阿谀奉承、讨好上级那一套,却是打仗不要命,渐渐攒了点军功,从士兵一直升到少校。与文绣相识之际正在中南海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部下任职,管理库房。此人戎马半生年过四十尚未娶妻,最令文绣喜欢的是,他为人爽直,又没有脾气,特别是从不拈花惹草、游逛烟街柳巷。文绣衡量再三,总算满意了。

    结婚前,刘振东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交给文绣,让她置办家具,购买衣物用品并筹备婚礼宴席。

    刘振东是老实人,任职一向谨小慎微,不敢营私舞弊。积蓄全是从二十多年的官俸中一点一滴俭省下来的,因为纸币不稳,他便随时兑成黄金和银元放在箱底,现在总算要有自己的家了,便高高兴兴地拿出来让妻子派用场。

    1947年夏天,文绣和刘振东在北京东华门“东兴楼”包了十桌鱼翅席,隆重地举行婚礼。“东兴楼”可是一家名气很大的餐馆,当时,“看梅兰芳的戏,吃东兴楼的馆子”乃是北京人的两大快事。

    男方的主婚人是刘振东的顶头上司北平行营副官处长李宇清,此人后来曾任代总统李宗仁府邸的副官长,女方的主婚人就是族兄傅功清。“东兴楼”距中南海北平行辕不算很远,前来贺婚的刘振东的同事很多,济济一堂,把十桌席坐得登登满。其时,文绣年届四十一,经历多年的颠沛困苦,但看外表并不显老,皮肤仍很细腻而有光泽。当她满面羞容陪新郎挨桌敬酒的时刻,能不想起二十多年前清室大婚而身受册封的情景么?可是,她又怎能愿意重提那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呢?
    婚后,刘振东在北平西城白米斜街租了三间平房,摆设了新添置的家具,还雇佣一个老年女仆做饭、打杂,文绣也把《华北日报》的校对职务辞去,一变而为国民党的军官太太。

    文绣又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宁静的家,她最不愿意再提宫里的往事。每天料理家务,并不轻易出门,得闲有暇还是看书习字,手不离管。文绣喜欢京剧,嗓音还相当清亮,有时能操琴的族侄来看她,一时兴起便要唱几段花旦、青衣戏,还真够味儿。

    白米斜街离前门大栅栏也不算远,文绣常和丈夫一起到那儿看戏、下馆子,也度过那么一段吃喝玩乐的好光阴。她梳起时髦的卷发,身着漂亮的旗袍,打扮得很讲究。

    有时候两口子也不免拌嘴,刘振东是个倔人,文绣也有个性,舌头碰牙也是很自然的,然而,毕竟两人都不年轻了,遇事互相担待也就成为过去,夫妻感情还不错。

    1948年夏天,李宗仁赴南京出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,北平行营名存实亡。刘振东和文绣商量,决定退役,用手头积蓄买下日本人遗留的八辆平板车,当上靠租车吃息的老板。他粗通文墨,社会上的人缘也不错,租车生意满兴隆。

    中秋节过后,时局突现紧张状态,李宗仁副总统的副官长李宇清已经撤到台湾去了,刘振东也想卖掉家当投奔李宇清,可文绣却舍不得她苦心经营的这个白米斜街的新家。

    白米斜街的家终于被卖掉了,八辆平板车换回一张船票钱,全套家具又换回一张船票钱,可正当刘振东和文绣准备前往天津购买船票的时候,传来天津陷落的消息,继而北平城及城内二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又被铁桶般地围困了起来。刘振东这才放弃南逃的念头,把船票钱换了白米,与文绣两人守在没有家具的空房中,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静待命运的安排。

   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

    北平再度改称北京,老城换了天地。

    白米斜街文绣的家笼罩在哀愁之中,刘振东吓得直哆嗦,他怕政府了解底细后会把他投入监狱,甚至枪毙。于是,想一走了之,回河南老家种地去。

    “你要回老家?”文绣问。

    “种地去还不中么?”刘振东说。

    “你当兵以后回去过?”

    “军务在身不许回去。”

    “家中还有什么人?”

    “久不通信,在这战乱年头里情况不明啊!”

    “既然如此还回什么老家?即使回去了,人地生疏,能否落脚你有把握么?如果就想回去避风,怕也是天真。哪儿不是共产党的天下?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!振东,你要仔细想想才好。”

    文绣对问题的看法还是很理智的,最终说服了丈夫。刘振东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,到市公安局登记自首了。那天,他向文绣做了临别交代,说如果判得重,文绣无法为生就再走一家吧!若判得轻,出来一定再让文绣过几年舒心日子。文绣把准备好的衣服包递到振东手上,让他放心而去。等把丈夫送走,那伤心的眼泪才从文绣椭圆形的脸上簌簌地流淌下来。

    谁知刘振东吃完早饭出门,傍晌居然回来了。进门就对文绣说:“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,没想到还能回来!”文绣忙问有没有结果?刘振东告诉她说,公安局的人说了,等待处理,保证不抓。

    过了几天,街道治保干部通知刘振东上公安局听取传达处理结果,经认定:按刘振东在国民党军队担任的职务是“过杠”了,本人交代与调查结果相符,没有民愤,特给予从宽处理,戴上“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”,监督管制,但不再追究刑事责任,不抓不押。街道还分派他清扫自家跟前的一段马路和一处公共厕所,当然是义务的。

    文绣不知自己给“小皇上”当妃子那段历史算不算“问题”,索性也跑到公安局去“登记”,工作人员听完她的交代都憋不住笑,安慰一番,让她回家安心生活。

    1950 年8月1日,溥仪在苏联伯力囚居五年之后又被送回祖国,开始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十年改造生涯。与此同时,和他相关的几个女人,都曾是他的妻子,现在也各有各的命运:皇后婉容和“明贤贵妃”谭玉龄早就死去,“福贵人”李玉琴尚在溥修家中“守节”,而离婚再嫁的淑妃文绣,正在白米斜街的平房中度着自己的市民生活。
    当时像刘振东那样历史身份的人,又处在监督管制之下,生活自然不会怎么好过。当时曾去过文绣家里的一位族亲,用下面这段话形容了那个住处:“那是一间灰顶平房,四壁萧然,案头也有几件瓶瓶罐罐陈列着,均已破旧而不堪入目了。汗垢污染的被褥,零落横陈在枕边;一两只缺角或瘸腿的桌椅,在堂间随便摆放。一到晚上,燃起那盏没有灯罩的旧油灯,细细的一缕灯烟升腾在狭小的房屋内,愈发显得穷困潦倒。”

    这位族亲就是文绣的堂侄傅林祥,他曾在30年代因丧父找文绣借过钱,二姑虽然给他拿过100块银洋,却冷冷说了一句“以后别再来了”。当时亲亲故故来沾她的人太多,文绣真也答对不起。眼下傅林祥在市公安局当电工,下班后还能揽点活儿做,生活安定。

    有一次,文绣不小心在院子里跌了一跤,把右臂摔得红肿起来,动弹不得。她想来想去没别的办法,硬着头皮找林祥借钱,林祥回忆那次见面的情景说:“二姑来找我正是七月大热天,她面容憔悴、精神萎靡,剪着半截短发,衣服破烂不堪,光着脚穿双布鞋,那鞋竟是前包头后打掌,早该换双新的了。二姑见着我,还没说出几句话,就用那只没受伤的左手拉住我,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。我看二姑太可怜,不管她从前对我怎样无情,我现在也不能坐视不救,立即带她到公安医院看病,上了药又拿了药,临走,我送她一些钱,让她自己买点儿补养品。”

    几天之后,林祥去工地干活儿,正好路过白米斜街,就拐进二姑文绣家的院子,想看看她摔伤的右臂好些没有。于是,他看到了如前所述那种凄清的景象。

    “好多了,动弹动弹也不疼了,多亏四侄救我一驾,怎么谢你呢?”

    “二姑说这些就见外了!”

    “想起那些过去的事,我心里不好受哇!”

    “总想那些过去的事干啥!”

    “那能不想?人心都是肉长的,四侄,别怨恨你二姑了,行么?”

    “怨啥?二姑不是带我挺好么?我家举丧,二姑赏了银元一百块呢!”

    那时,刘振东正受到管制,家里生活没着落,是文绣最悲观的时候。

    “二姑夫呢?”

    “这些天管制对象集中劳动,在北海公园清挖湖底淤泥。”

    “二姑夫够辛苦的。”

    “没抓没押,就算不错了。”

    “二姑可要注意身体,别累着。”

    “前些日子闹一场大病,几乎要了我的命,当时曾想:我这人难道就要死在这间又脏又破的小房子里么?我看着这盏油灯,好像已是油尽灯熄的时候。这几天居然好过来了,连做梦也想不到哇,真是老天爷保佑。”

    “二姑哇 !何必如此悲观,国家不会让人冻死饿死,何况二姑还有文化,慢慢找个工作干,生活也就不愁了。”

    “要找工作谈何容易!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家属,过去和小皇上的事儿街坊邻里也无人不晓,谁敢用我这样的人?”

    一时之间文绣似乎觉得真没出路了,丈夫被管制,自己又找不到工作,饱一餐饥一顿的,身体也坏起来了。

    文绣曾找族兄傅功清,请帮助找个需要保姆的人家,照管照管小孩也许能行。族兄接连介绍了两家,主人见文绣面黄肌瘦的样子,就不愿意雇佣她了。

    与林祥同院住着一位王大夫,在北京西城府右街北口北大附属医院工作,挺同情文绣的遭遇,答应找院长谈谈,帮她在医院找个洗衣服的勤杂工作。

    王大夫确实像他说的那样做了,可他得到的答复是严立尊院长的十分严肃的批评。严院长说:“这种人怎么也能往医院介绍?她是皇上的妃子,是要别人伺候的,哪能做好勤杂工作?她又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太太,肩不能担担,手不能提篮,能为人民服务么?医院用这种人影响也太坏了!”

    不久又开展了“镇反”运动,刘振东因交代问题清楚,被撤消了监督管制处分,并给以生活出路,分配到北京西城清洁队当工人。文绣自然很高兴,生活又有着落了。
    因为刘振东所在的单位在西城,他和文绣就把家也搬到西城辟才胡同西口。振东每天在离家很近的西城清洁队上班,文绣就在家做几顿饭,环境固然不算怎么好,总算没有冻馁之苦。

    文绣这个新家离住在西城东斜街16号的族兄傅功清家不远,但因当时正在镇反运动中,出于避嫌的考虑,两家并不颇繁走动。有时傅功清上街正碰上刘振东在清淘厕所或扫大街,就顺便问问文绣二妹的情况,刘振东总是简单地说两个字“挺好”就算答复了。

    大约是1951年12月里的一天,傅功清在晚饭过后突然把大儿子傅林森招呼过来说:“今晚别出门,等天黑后我领你去看二姑!”

    “为啥要等天黑后?”

    “晚上去不惹人注意。”

    “哦,明白了!”

    在镇反运动中,不仅像刘振东那样的国民党少校军官要接受审查,连作为出身满洲贵族的傅功清也是审查对象。所以,他们在接触时小心谨慎,那是可以理解的。

    林森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他在二姑家看到的情景:“二姑已经显得很老相了,脸上有很多皱纹,一眼看去象有五十多岁,身体和精神都不大好。他们住的那间小屋只有十平方米左右,生了一个煤球炉子,连取暖带做饭。室内什物零乱,四壁沾满了尘埃,门上挂着一块破旧的蓝色麻包布,顶棚横竖糊了一些旧报纸,即使是白天,室内的光线也肯定是暗淡的。”

    饱经沧桑的文绣显然已经习惯于眼前的生活,似乎并不以坎坎坷坷为不幸了。她面对族兄颇有层次地忆起往日的时光,而刘振东呆坐一旁,绝不轻易插嘴说话。这是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中国末代皇妃的最后遗言。她以平静的令人心酸的语言总结了自己的一生。她说:

    我母亲蒋氏受了一辈子苦,我进宫一回,她没占什么便宜,连进宫看女儿一面都不行啊!

    我在皇家十来年,中宫欺负我,连他们家的狗也拿我不识数,我有眼泪可没有地方流哇!

    我和小皇上离婚,心里绝不后悔,他视我为奴才,为什么还要和他一块生活?如果还依赖着他不离婚,下场还不知道会怎样呢?也许早就死在异地他乡了。

    我在刘海胡同买了房子,手里还有一笔款子,如果俭省点儿过日子,一辈子也花不完哪!可我在宫里生活惯了,不会做人,该帮忙的我不帮,不该借的又借人,结果又叫玉芬坑骗了一回!我这人是耳朵软心善,经不住人家好话哄骗,太轻信别人自讨苦吃啊!

    傅功清也知道这码事:那是文绣搬到刘海胡同以后,玉芬又找她借钱,好话说尽,信誓旦旦地讲:一年为期,完璧归赵。文绣念她在离婚案中出过力,就撒手借出现洋五千元,结果一直拖欠不还。过了几年,玉芬生病死去,这笔数目不小的款子便永远没有了着落。文绣的生活便从这时起一天比一天更紧张了。

    “二妹也用不着发愁,现在不是熬过来了?二妹夫对你也不错,将来还有好日子!”

    “我现在总算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!”

    文绣和溥仪离婚后,好日子少、苦日子多,确实遭了不少罪,可是她毫无悔意。经历万千生活的磨难,但倔强的性格如昔。

    已近午夜时分,族兄和侄子几次起身告辞都被文绣拦着,最后必须走了,才让刘振东送行。文绣也送到院外,并一直看着三个人消失在路滑霜重、夜色深沉的远方……

    “将来还有好日子!”文绣想着族兄傅功清安慰她的这句话,一丝淡淡的笑容飞上嘴角。是呀,一个离乱的时代已经过去,她和丈夫也从扭曲的历史中踏上了正路,生活刚刚安定,他们正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崭新的未来啊!

    然而,文绣竟太早地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。1953年9月18日,当她因心肌梗塞而去世时,年仅四十四岁。

    文绣弥留之际,只有丈夫一人在侧。刘振东与文绣的婚姻生活并不长久,而且中经政局之变,作为患难夫妻,振东还对得起自己的妻子。

    文绣断气后,刘振东在西城清洁队找了四块木板,做了一具没有棺罩的薄棺,在两名工人同事的协助下,没举行任何仪式,就拉到安定门外土城义地埋葬了。一黄土,结束了这位中国末代皇妃凄苦悲凉的一生,但比起末代皇后婉容的死,还是好得多。

    傅功清等几位族亲在事后才得知文绣的死讯,只能以洒几滴同情的泪水作为祭奠。

    文绣死后六年,溥仪获赦并于1959年12月9日回到北京。

    像溥仪的其他亲属一样,傅功清也曾前往溥仪当时所居的崇内旅馆看望。他们共同回忆当年一起打高尔夫球、踢足球的情景,当然也会谈到文绣。溥仪说话总是慢声慢语的,好咬文嚼字,还带一种古板的四平八稳的腔调。

    他们第一次提及文绣,溥仪便一反常态、顿现伤感之态,傅功清也只好打住话头,不再说下去。后来不知怎么引起又谈到文绣身上,溥仪却开起玩笑来,他幽默地指看傅功清的鼻子说:“文绣虽然不是我的皇后,却是我的妃子,不管怎么说吧,你总是我的内兄大舅子吧?承不承认啊?哈!”傅功清也跟着打哈哈,可他岂能看不出来?就在溥仪那个玩笑的后面,隐藏着多么巨大的内心苦痛!

    溥仪曾和文绣共度九载,对她很了解。文绣聪明、好学、上进,性格倔强,有强烈的自尊心,本来可以走一条自己的人生之路,却跟他拐进了泥潭,归根结底是他坑害了文绣!

    后来溥仪写文章对文绣发表了如下的感想:“现在想起来,幸亏她早日和我离了婚,到后来才没有成为婉容第二。我认为这不但是她的一个胜利,也是她平生幸福的起点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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