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万历年间，宜兴紫砂工艺盛一时，繁荣。良多良师名匠，毕智穷工，如茗壶、酒器、花盆、香盒、薰炉和文玩等。其时，紫砂壶已由日用陶进入到工艺美术品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艺体系，步入中国特种工艺美术的行列。
　　明代是紫砂壶兴旺成熟的时期。自供春壶问世后，继起的有董翰、赵梁、元畅、时朋“四”和李茂林。同时，时大彬、徐友泉和李仲芳，三人排行都为大，故有“壶家妙手称三大”的说法。从万历到明代末年，是造壶艺术发展的个重要时期。此时辈出，代有。这时期以时大彬、徐友泉等为代表，努力探索，形成了紫砂制作工艺和工具，奠定紫砂壶的地位。
　　万历时的名工，还有欧正春，邵文金、邵文银、陈信卿、闵鲁生、陈光甫、邵盖、邵二孙等。当时除了紫砂壶的风行外，用紫砂制作雕塑和其他工艺品，也很有成就，以陈仲美和沈君用为。万历以后的有陈俊卿、周季山、陈和之、陈挺生、承云从、沈君盛、陈辰、徐令音、项不损、沈子澈、陈子畦、徐次京、绶馥、项圣思等。同时，惠孟臣专门制造小圆壶，这就是昆裔喝工夫茶的用水平壶的前身。明代各的壶式千姿百态，层出不穷，传世名器各有不同的风格，都从仿铜器、仿瓷器以及自然形态的几何抽象造形和筋纹器具等变化而来，其形式大多偏向于筋纹形型。
　　相传供春曾经带过一个徒弟，供春把制壶技艺毫无保存地传给了他。这个徒弟就叫时大彬。
　　 时大彬，号少山。明嘉靖万历间宜兴人。据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载，时大彬乃系宋尚书时彦之裔孙。他的父亲就是四大中的时朋。父子相传，更有深厚的家学渊源。他对紫砂壶的泥色、形制、技法、铭刻等都匠心独具，有的研究和杰出的创造。艺术成就远远地过了父亲，良多文献都认为“前后诸并不能及”，其地位居于“壶家妙手称三大”之。周高起在《阳羡茗壶系》里写道：“明代良陶让一时”，“一时”，就是指时大彬。后人所说有“时壶”，也就是指时大彬的作品。时大彬所制茗壶，小巧玲珑，千姿万状。宜兴壶艺传大彬，始蔚然大观，推为正宗。其造壶艺术光辉照耀着整个紫砂工艺的历史。从来吟咏紫砂壶的诗人，都把大彬和供春并论。林古度作《陶宝肖像歌》有“昔贤制器巧含朴，规仿尊壶从古博。我明供春时大彬，量齐水火抟埴作”之句。吴省钦《论瓷句》中有：“宜兴妙手数龚春，后辈还推时大彬。”陈仲鱼《观六十四研斋所藏时壶》诗，有“陶家虽欲数供春，能事终推时大彬”之句。徐喈凤重修《宜兴县志》写道：“供春制茶壶，款式不一，……继如时大彬，益加精巧，价愈胜。”在紫砂壶工艺史上，时大彬占着重要的地位。
　　时大彬善用各色陶土为壶，有时在陶土中杂以罔砂土，“砂粗质古肌理匀”，作品不务妍媚而时见巧思，出人意外。他开始制作的时候，还只是单纯模仿供春，以大壶为主，从游娄东和当时的文人太仓王世贞、松江陈继儒等交往，闻琅琊、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后，突破了老师的樊篱而多作小壶，点缀在精舍几案之上，一人一壶，更加符合文人的美学趣味，因此当时就有“千奇万状信手出，巧夺坡诗百态新”，“宫中艳说大彬壶”这些推崇的诗句。大壶泡茶，茶叶浸泡过久，鲜味不存，故有“茶注宜小不宜大，小则香气氤氲，大则易于散漫，若自斟自酌，愈小愈佳”的评语。
　　紫砂壶的制作，在李茂林，时大彬以前，大致都仿照供春壶式，形制较大。从李茂林，时大彬开始，才改制小壶，当时耳目一新。把大壶改为小壶，是同当时社会上士大夫，文人的爱好有关系的。时大彬壶多用粗砂制成，手法沉郁老健，胎质古雅匀净，“随手制作，颇精工”。烧成以后，壶盖和壶口密接，据说抓住壶盖，即能吸起全壶。这是它的特点之一。据说时大彬的茶壶，用以沏茶，可以一点没有砂土气味。在明代万历年间，景德镇已成为中国瓷业中心，但当时讲究喝茶的人，对于景德镇所制瓷壶采取完全否定态度。许次纾在他所著的《茶疏》里写道：“近日饶州所造，不堪用。往时供春茶壶，近日时大彬所制，大为时人宝惜。”这样，时大彬的制品就成为万历年间全国的手工艺品之一。王士祯在《池北偶谈》里写道：“近日一技之长，如雕竹则濮仲谦，螺钿则姜千里，嘉兴铜器则攻鸣岐，宜兴茶壶则时大彬，浮梁流霞盏则吴十九，皆知名海内。”甚还有人认为几案间放上一具时大彬的紫砂壶，就足以“生人闲远之思”。可见他的作品，具有多么高度的艺术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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