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上茶路

　　黄璇专栏

　　让我们慢慢接近1886年，这个对中国茶业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……

　　1874-1875年，美国由厦门运回的乌龙茶达34.7万千克。1858-1864年，单由厦门口岸输出的乌龙茶就有181万-317.5万千克。可以说19世纪是武夷茶(包括绿茶和乌龙茶)风靡欧美的时期。

　　关于鸦片战争以后，我国茶业因红茶出口的剧增而急剧发展起来的记载，福建、广东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的有关方志中随处可见。举例来说，如同治5年《崇阳县志》载：“道光季年，粤商买茶，其制采细叶暴日中揉之，不用火炒，雨天用炭烘干，收者碎成末，贮以枫柳木作箱，内包锡皮，往外洋卖之，名红茶。”

　　鸦片战争后，由于外商能直接在中国开行、开厂、设库、设栈，使中国茶叶贸易和茶叶生产，出现了一个飞跃发展的局面。检阅同治5年(1886)至光绪26年(1900)的有关茶叶出口数，我们可以发现，1886年，是我国历史上茶叶生产和出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此前的统计，我国茶叶出口的数额，继续道光末年和咸丰年间的逐年跳跃式增长。1886年后，由于英国在印度、斯里兰卡引种茶叶获得成功，大批新茶园投产，他们对自己的茶业实行保护政策，致使中国茶业由持续快速发展，蜕变为连年急剧大落。

　　这种大起和大落，正好也构成我国茶业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的独特背景。鸦片战争以后，随各国从我国输入茶叶逐年增长的需要，我国特别是福建、广东、江西、安徽和湖南、湖北等省的茶叶生产，在同治年间，一哄而起，出现了一个盲目发展的高潮。以福建为例，如《东瀛识略》所载：“茶固闽产，然只建阳、崇安数邑。自咸丰初请由闽洋出运，茶利益溥，福、延、建、邵郡种植殆遍。”关于福建同治年间植茶的风起，其时闽人卞宝第也有这样一段形象的记述：沙溪“由永安入境，物产茶。土著不善栽植，山地皆租与汀、广、泉、永之人，并且将山旁沃壤弃而出租者，轻本重末，大妨农业，由是客民众多，棚厂联络。”另外《光泽县志》中也提到，“咸丰、同治以来，遍处种茶，生息亦广”。

　　因此，当1887年以后我国茶叶出口连年递减，茶叶市场一天天被印度、锡兰挤占，我国茶业日趋衰落时，我国的茶商、茶农和有关官绅，开始只会感到突兀、茫然和有点不知所措;但情感接下来的变化，必然是从陶醉回到现实，从失落中寻找原因，痛定思痛，最后确定奋起走改革和重整我国茶业之路。

　　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1886年，是我国古代或传统茶业发展最后所达到的一个巅峰，这个巅峰，同时也是其发展的终端;自此之后，我国古代茶业就一天天衰退和朝着近代的方向转化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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